《西部》六十年，编辑部选编这部《〈西部〉60年精品集》，回顾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不平凡历程，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作为这个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对这套《精品集》的编辑出版表示衷心的贺忱，也想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份期刊的过去与现在、困难与压力、光荣与梦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一部文学期刊史。因为文学运动的开展、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思潮的起伏嬗变，特别是作家作品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离不开文学期刊。而《西部》（其前身为《天山》《新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则是新疆创刊最早、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远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它既是新疆汉语作家群成长壮大、逐步成熟的主要园地，也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相互交流、共同繁荣的重要平台，还是边疆文学和内地主流文学多重横向联系的重要渠道。因此，这部按不同文体、以刊发时间先后为序编辑而成的《精品集》六册，不仅集中展示了新疆六十年来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而且为我们了解研究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发展史、交流史、文学思潮和文体的演变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最可靠的对象和最清晰的发展线索。同时，透过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疆辽阔大地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新疆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身影。其所具有的欣赏价值、认识价值、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及其创作队伍是在艰难曲折中成长壮大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随军进疆的文化工作者、陆续支援新疆的知识青年和大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批业余文学作者。1956年《天山》月刊正是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刚刚提出，文学充满美好希望的时机创刊的；汉族作者和兄弟民族作者一起，很快聚集到这个刊物周围，形成了最初的多民族作家队伍。他们是沐浴着共和国的朝阳，满怀崇高的革命理想，用高昂而诚挚的歌唱投身文学事业的。他们中能坚持创作、才华出众的，就成为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有的则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实绩显著的代表性作家。如维吾尔族的赛福鼎、祖农·哈迪尔、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台木、铁依甫江、乌铁库尔、克里木·霍加、柯尤慕·吐尔迪等；汉族的刘萧无、王玉胡、邓普、周非、朱定、权宽浮、丁朗、霍平、吴连增、欧琳等；哈萨克族的布哈拉、孔盖·木哈江、郝斯力汗、库尔班阿里等；蒙古族的巴岱、刊载；满族的沈凯、何永鳘；回族的白练；锡伯族的郭基南；柯尔克孜族的阿曼吐尔等。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主要是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前后，还有1960年代初调整文艺政策提出“广开言路，广开文路”这两个短暂的时期，文艺的百花才得以绽放；更多时间则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而每次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文艺领域，特别是文学期刊。在《天山》《新疆文学》上开展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0年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1964年以贯彻两个“批示”为中心的文艺整风，每次大批判，都有一些敢于探索创新的作品被打成毒草，一些敢说真话的作家被打入另册。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种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新疆文学》被勒令停刊，编辑部负责人惨遭迫害，刚建立的新疆多民族创作队伍也被彻底打散，摧残殆尽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破坏容易建设难，靠日积月累、诉诸人心的文学尤其如此。“文革”后期的1974年，刊物更名为《新疆文艺》复刊了，但仍长时期笼罩在“文革”极“左”思潮的阴影之下。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召唤，全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新疆也紧随其后，拨乱反正，昭雪冤假错案，重新集结文学队伍，迎来又一个文学春天。尽管早春天气“乍暖还寒”，不是运动的运动时时袭来，但毕竟无法阻止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编辑部同仁以极为振奋的心情，也时时顶着压力，发起“开发者文学”征文，努力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倡导“新边塞诗”，展开关于“中国西部文学”的讨论，使新疆文学界逐步地挣脱禁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新疆当代文学也终于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1980年恢复《新疆文学》刊名，1985年又改刊为《中国西部文学》，可以看做是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由复苏走向振兴的两个实际步骤。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疆汉语文学界已形成一支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可观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一批有了生活和文学双重准备的中青年作家成为文学舞台的中坚力量。如诗人周涛、杨牧、章德益、易中天、石河、李瑜、东虹、杨眉等；小说家艾克拜尔·米吉提、陆天明、唐栋、赵光鸣、文乐然、肖陈、韩天航、董立勃等；散文、报告文学作家丰收、矫健、孟驰北、张列等；评论家雷茂奎、周政保等。他们的处女作或初期的代表作，大都发表在《新疆文学》，有的还从这里超越过去成为全国知名作家。特别是新边塞诗派（又名西部诗派）的形成，成为当时全国诗坛的重要一翼，也是这个时期新疆汉语创作的一道亮丽风景。这套《精品集》收入最多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也证明文学这种民族精神之花，只有在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在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中，才能绽放得绚烂繁盛、多姿多彩。 时光进入世纪之交，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再加上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冲击，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文学越来越趋向商品化、低俗化、娱乐化，我们的刊物也在市场和文学之间摇摆不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坚守文学品质，坚持文学创新的有识之士也大有人在：首先是周涛，以“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辛弃疾词）的底气和豪气，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西部文学》上发出“解放散文”的呐喊，亮出了“西部散文”的旗帜，并以《稀世之鸟》《游牧长城》等一批散文率先前行；随后一批20世纪“60后”“70后”的青年作家很快跟进，创作了大量有文化底蕴、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散文，一时蔚为壮观。其中产生了刘亮程写边地乡村生活，具有哲思意味的别开生面的散文；李娟写阿勒泰牧区日常生活的原生态美文，给新疆和全国文学界吹进了一股清新、活泼、强健之风。西部散文的崛起也带动了其他文体的突破，如赵光鸣、董立勃的小说，韩子勇的评论，沈苇的诗等。他们的创作能扎根于西部深厚的多元文化土壤，又能以现代性的世界眼光观照当今西部的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生态，从而引起读者的欢迎和全国文学界的关注，成为文学边缘化年代新疆汉语创作的突出亮点。《西部》也终于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找到某种契合点，坚持纯文学期刊的应有品位。2010年5月，《西部》再次全新改版，以边疆文学“去边缘化”为己任，提出“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的办刊宗旨，要办一本“地方性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具有文学与文化的“混搭风格”，“拒绝去废品收购站”的文学期刊。这种文学雄心和高远目标，可以看做是今天《西部》正在努力实现的文学梦，是让我这样的老编辑深以为慰的。 从以上粗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西部》的命运起伏和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流向是完全一致的。留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当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得到应有的尊重，文学有了相对自由开阔的生存空间和创造空间，作家的主体性、独立性得到较充分的发挥，这才能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也即有生命有个性的文学作品；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谈得上为人民和时代所真正需要，才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双重检验，从而具有某种久远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审美价值。文学一旦沦为“政治的工具”或“市场的奴隶”，要么就是公式化、图解化的“假大空”伪文学，要么就是满足一时消遣和感官刺激的“快餐文学”，或者干脆成为牟利手段的“广告文学”，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肥皂泡而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昨天，正是为了珍惜今天，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新疆当代文学是多民族、多语种、多梯队的边疆文学，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彼此交融，共同繁荣，是新疆文学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所在，也是《西部》创刊以来一直坚持的办刊理念之一。 20世纪50年代《天山》时期，主管部门曾硬性规定：“汉文刊物百分之六十应是翻译介绍新疆各兄弟民族的优秀创作和民间文学作品。”1958年我刚分配到这个刊物时，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刘萧无和主编王玉胡也一再强调新疆文艺工作的重点是繁荣兄弟民族文艺，并提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高度来认识。当时这既是政策需要，也是从实际情况考虑的。一方面是新疆汉族作家队伍还刚刚起步，而兄弟民族大多有丰厚的民间文学，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更形成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需要向全国文学界介绍；另一方面，当时新疆还没有一个民译汉的文学刊物，这个任务也就不能不落在《天山》身上了。后来随着汉语创作的成长壮大，特别是1980年创办民译汉的《新疆民族文学》后，这种状况逐步改变。但即使到了《新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时期，重视兄弟民族文学的翻译、评介和研究，仍是刊物的一贯做法和特色。这不仅体现了刊物多民族文学争艳斗奇的丰富色调和多样风格，而且也使各民族文学在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取得长足进步，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首先是一大批兄弟民族的作家诗人，不仅为新疆汉语文学界所熟悉，而且借此走向全国，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共同财富，有的甚至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如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诗人库尔班阿里等的大量充满爱国激情和民族异彩的诗歌；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戏剧《蕴倩姆》，哈萨克族作家郝斯力汗的小说《起点》《斯拉木的同年》，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的诗歌和散文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为人们所熟知。进入1970年代之后，维吾尔族的祖尔东·沙比尔、买买提明·吾守尔、阿拉提·阿斯木等的小说，哈萨克族的朱玛拜·比拉勒、艾克拜尔·米吉提、叶尔克西等的小说，夏侃·沃阿勒拜的诗歌，维吾尔族阿扎提·苏里坦、哈萨克族夏里甫汗·阿布达里的评论，也逐渐受到全国的关注。至于对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译介更是大量和一贯的，从中国三大史诗中的两部——柯尔克孜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到维、哈、蒙、柯族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寓言笑话，谚语谜语，特别是《阿凡提故事》及其在新疆各地的变体《毛拉则丁的故事》《赛来恰坎的故事》；从维吾尔古典文学经典《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到爱情长诗《热碧亚与赛丁》等的大量古典诗歌，大都是这个刊物率先介绍，才逐步得到广泛传播的。这里，翻译家的精心译介，评论家的倾心推荐，也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是汉族作家从兄弟民族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使汉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达到某种融合，从而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闻捷的诗，刘萧无、王玉胡的小说和电影，周非的长篇小说，就是汉族作家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最早尝试，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着兄弟民族的民情风俗、节庆礼仪的生动描绘，而且还对兄弟民族人物形象的心理素质即民族性格作了极为有益的探索，这也是他们的作品当时能受到普遍欢迎的原因。再如周涛的新边塞诗和西部散文，更是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上，抒写西部的大山河、大历史、大景观，常常可以感受到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既对峙又交汇、既冲撞又互补的关系，渗透在他为人为文中的那种智慧的潇洒，天真的游戏态度，多少有些自由散漫的骑士风度，都可窥见游牧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难怪有人称周涛是“半个胡儿”“都市里的牧人”。还有刘亮程的散文，如《驴车上的龟兹》，则是从一个地区维吾尔族底层人民日常生活中发现生存的智慧；沈苇直接借鉴维吾尔族古老诗体柔巴依写成的《新柔巴依》，更体现了两种文化混血的特点。他们吸收异质文化的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别样的新鲜滋味。还有在新疆待了十多年的小说家红柯，对边疆兄弟民族文化更有一份难舍的挚爱和独特的理解，并将它融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这正是他小说“充盈着瑰丽、奇诡的诗意化审美情趣，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浪漫主义精神禀赋”的奥秘所在。当然，作家在创作上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善于创造性地吸纳兄弟民族优秀文化元素，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新疆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还突出表现在一批双语作家的涌现。他们扎根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又能借助汉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把现代性和民族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正如精通维吾尔语的王蒙所说：“只有比较过母语和外语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母语的全部特点，才能从比较中得到启示，得到联想。”这就是说，双语作家能从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的相互比较参照中来审视和把握生活，来思考和表现生活，从而带来开阔的视野、自由的联想和深邃的探究，带来表述上的丰富和新鲜，艺术上的变化和创新。这些双语作家跨文化写作的成功实践，出手不凡的创作实绩，也预示着新疆多民族文学诱人的发展前景。 1957年5月，老舍先生在新疆作家协会成立大会的祝辞中，就十分强调各民族要互译文学作品，深化文学交流。他说：“我以为没有别的东西能像文学作品那样会使彼此从心灵上相互了解。”而这种心灵的相互了解，正是各民族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同心协力、和谐相处的精神前提，也是各民族认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文学界互译活动也增进了各民族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之间的友谊。王一之与铁依甫江，郝关中与祖尔东·沙比尔，赵国栋与乌铁库尔，正是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合作，成为彼此信任、终生不渝的朋友。这样的事例在新疆文学界屡见不鲜，已成为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宝贵传统。 作为边疆地区的刊物，推动新疆多民族文学与全国主流文学的多重联系和双向互动，也是新疆当代文学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力量源泉。 在不同时期，一些全国知名作家或在新疆较长期的生活工作，或来疆短期体验生活，都留下了可观的反映新疆生活的作品，对新疆各民族作家创作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记者身份在新疆工作的闻捷、杜鹏程，以驻会专业作家身份在新疆生活四年多的碧野，尽管他们的作品大都未在新疆发表，但都因抒写新疆的时代生活、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而广受推崇。如闻捷的抒情诗《天山牧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就开了“新边塞诗”的风气之先，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包括发表在《天山》1959年10月号的《南疆千里行》等，也影响着新疆几代散文家的创作。 更难忘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大诗人艾青，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王蒙，先后以“戴罪之身”来疆安家落户，长期扎根新疆，他们热爱新疆这块土地和父老乡亲，王蒙更视新疆——伊犁是他的第二故乡。艾青最早发表在《新疆文学》上歌颂石河子的诗《年青的城》（1964年1期），王蒙复出后发表在《新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上的小说《买买提处长轶事》《心的光》《葡萄的精灵》等，不仅大大丰富和提升了新疆当代文学，而且也成为各民族作家学习的范本。王蒙还一度是《新疆文学》的编辑，我们的期刊也因为有这样两位当代文学大家的支持和加盟而备感自豪。 短期来新疆访问的内地作家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诗人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田间、严辰、张志民，散文家袁鹰，先后到天山南北走访采风。一方面他们不仅向新疆文艺界介绍了全国文坛态势和自己的创作经验；而且以高远的视角和丰富的学养，写下了一批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对提升新疆文学创作水准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袁鹰的散文《天山路》(《新疆文学》1963年1期)。郭小川还最早提出了“新边塞诗”的概念，成为二十年后新边塞诗派崛起的预示。张志民组诗《西行剪影》在《新疆文学》1962年1月号发表，后汇编成书出版，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将其译成维文，在新疆各族作家中产生了持久影响，也成就了文学史上民汉作家亲密协作的一段佳话。 再就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学新时期以后，内地作家和新疆作家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如1982年，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三位小说家联袂来访，曾与新疆各族作家座谈，他们的发言都曾在刊物上发表，汪曾祺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以其切身体会回答了当时文坛最关切的问题，对新疆以至全国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6年，刘再复、谢冕、何西来、陈骏涛受《中国西部文学》之邀，来疆讲学，他们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以全球化视角，从文艺美学高度，对新时期文学包括西部文学的辉煌成就和存在问题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阐释，对新疆各族作家开阔视野、活跃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启迪作用。 短期访问新疆的内地作家的作品，对新疆本土作家无疑是一种启发，一种借鉴。特别要提到的是回族作家张承志，他在成名前后多次来新疆考察，一直关注和支持我刊，一度担任刊物顾问；他反映新疆的优秀作品如《老桥》《雪路》《凝固火焰》等，都发在我们刊物上，受到本土作家的极大喜爱并反复学习。还有一位西部名家张贤亮在新疆短暂访问后写出了小说《肖尔布拉克》，从立意到人物塑造，都高于当时本土作家的小说，一时成为新疆作家热议的话题，从而促使本土作家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土地，反思自己创作的不足。还应提到20世纪80年代，一批港台和国外作家，受古丝绸之路和新疆这块正待开发的热土的吸引，纷纷来此访问，在我们刊物上也留下他们的行踪和作品。如日本作家井上靖，台湾作家陈若曦，香港作家张君默、夏婕等，他们视角独特的精短散文，也使我们眼界大开。 与此同时，一批在我们刊物上起步的作家，在他们成名之后，因种种机缘调到了内地，把边疆雄奇壮阔的生活、绚烂多姿的文化和刚健豪放的文风带到了全国各地。如小说家陆天明、唐栋、艾克拜尔·米吉提、文乐然、王刚、红柯，诗人杨牧，评论家周政保、韩子勇等等。但他们仍忘不了滋养过他们的土地，忘不了扶持过他们的文学家园，他们中的不少人仍和刊物保持着联系和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成为新疆和内地互通信息、深化交流的使者。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学刊物，有一批作家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期盼，也是我们最大的慰藉。 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边疆和内地的距离大大缩短。我们的文学期刊逐渐由作者本位转向读者本位，更多考虑的是阅读需求，刊物的地域特征开始淡化和模糊，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文学期刊，培植和造就一个多民族的相对成熟、整齐的文学方阵，仍是无法推卸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刊物贡献大小的主要标志。说到底，“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是为了取得多种参照和借鉴，以提高一个地区的创作水准。外地作家包括到新疆短期观光采风的作家的作品终究不能代替扎根这块土地、有着铭心刻骨生命体验的本土作家的创作。这需要我们有更长远的目标，花更大的力气，但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文学责任。 老舍先生1957年曾预言：“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灿烂如锦的一片百花齐放的广阔而腴美的文学园地。”如今，回望六十年来的这片园地，她有过风和日丽，春暖花开，也有过疾风骤雨，百花凋零；时序更替，花开花落，不经风雨，怎见阳光，这也是正常的自然规律。只要园地还在，只要有一群忠诚的守护者，一群辛勤的耕耘者，百花终究会越来越茂盛鲜艳，色香各异。我们坚信，作为民族精神的火种、时代生活的深层记忆的文学，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在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中，进一步发挥其净化、美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素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系原新疆文联副主席、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1982年至1984年任《新疆文学》主编，1985年至1991年任《中国西部文学》主编)

文章来源：边疆文学 网址: http://bjw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0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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